“《中国农民调查》背后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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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背后的人和事

《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

“我们的事业和这项改革一样令人兴奋”

在2004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事业会议上，处理“三农”问题是2004年全党事业中最重要的，向各方面倾斜“三农”

此时，陈桂棣、春桃、一对作家夫妇就中国“三农”问题发表了迄今为止最深刻、最真实的发言。 2003年第6期的《现代》选取了陈桂棣和春桃采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 大多数人都很震惊。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陈桂棣夫妇身上闪烁的民间宝贵品质——真相和责任。

2003年12月，安徽蚌埠的农民专程来省城合肥找两位作家——陈桂棣和春桃时，他用各种方法找到这两位时，这两位正赶往蚌埠。 这个农民敢于找他们乘坐的列车，和陈桂棣、春桃从合肥飞往蚌埠谈话。

这个农民不是文学爱好者，在他眼里陈桂棣、春桃也不是作家，而是农民的代言人。 他们刚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中国农民一直大声疾呼的话。

“无法想象的贫困、无法想象的罪恶、无法想象的痛苦、无法想象的无奈、无法想象的抗争、无法想象的沉默、无法想象的感动和无法想象的悲壮”。 “中国农民调查”足以冲击所有看到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对“三农”问题发言最深、最真实的人，不是哪个专业的学者专家，而是作家夫妇。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

我们的工作和这项改革一样令人兴奋

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读完《中国农民调查》后，在电话中询问了陈桂棣先生。 “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吗？ 春桃是创作班的吗？ ”。 陈桂棣告诉他，春桃是自己的恋人。 陆学艺惊讶地不停地说:“不容易，不容易。”

陈桂棣1942年冬天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的一个小乡村。 这个地方在淮河经过这里，弯弯曲曲，形状酷似牛口，被称为“黑牛口”。 在这里，陈桂棣度过了难忘而愉快的童年。 陈棣9岁那年，他开始告别农村成为“城内人士”，在安徽蚌埠市的学校读书。

陈桂棣是天生的文学爱好者，中学时在当地蚌埠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文学作品——诗。 这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凤毛麟角。 但是高中毕业后，他学习柴油机制造，被分配到安徽合肥市的拖拉机厂，主要从事推进等工作。

改变陈桂棣命运的事件是，1971年他写的歌剧被合肥市文工团看中并搬上舞台，陈桂棣被市文工团租借一年。 之后，他被调到《合肥晚报》，创办了《希望》杂志。 该杂志曾被称为全国“四小名旦”之一。

从那个时候开始，陈桂棣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历史，1986年成为了专业作家。 很快就被证明他是天生的作家材料，1984年他录制的报告文学“主人”获得了“现代”文学奖。

1991年对陈桂棣来说有着转折性的意义。

这一年，陈桂棣作为三个积分培养对象之一被安徽文联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进修，鲁迅的“硬骨头”影响了一生。 随后，陈桂棣主修报告文学，直接冲击了社会热点和痛点。

另一个转折性的事情是，他在这里遇见了吴春桃。

吴春桃196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河畔。 11岁时，驾驶起重机的父亲在工伤中不幸去世，之后母亲被安排代替父亲，春桃和3个弟弟一起进城，来到江西省萍乡市。

1991年春桃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江西积分培养对象被推荐到鲁迅文学院进修。 一个人在京都远离家乡和亲戚，难免会有孤独感，所以经常被寝室青海的女儿带去陈桂棣的宿舍玩。 这个青海姑娘一直爱着陈桂棣，但出乎意料地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吴春桃和陈桂棣一起去了。 她比陈桂棣小21岁。

在春桃眼里陈桂棣是个粗犷的北方男人，恶如仇，心怀不满，关心国家大事。 在陈棣眼里，春桃是个爱吃辣椒的湘妹，性格也有辣椒的品格，生活得真实，对虚伪深恶痛绝。

结婚不久，陈桂棣报告了文学《悲剧的诞生》，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 明确了在长期被严密封锁的安徽省有名劳动模范高永喜冤狱中得不到昭雪。 这是陈桂棣变型的标志。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发表了《一起诈骗的背后》、《淮河警告》等作品，聚焦于社会热点和痛点。 他还与春桃合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民间包公》。

评论家周政保对《民间包公》的评论是横亘在讴歌和批评之间的隔壁，如同过去报告文学创作中常见的那样。 虽然讴歌对“社会生态”的剖析和批判，但正是这样的剖析和批判的深度和融合，展现了改革者的本色，让我们从水火的献身者那里获得民族曙光。

陈桂棣报告说，文学要弘扬正气，就不应该回避生活中敏感的问题。 因为有些敏感问题往往是改革的难点和必要的突破口，也是社会焦点和人民关心的热点。 血性和艺术对作家也很重要。

陈桂棣在《中国农民调查》的引言中写道:“我们的采录事业几乎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我们的事业和这项改革一样振奋人心，一样悬疑，一样坎坷。” / BR// BR /

我们今天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基层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生存状况的遗忘，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做得最彻底的事。

为什么要写“中国农民调查”

。 陈棣夫妇从小就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两人都有着无法割舍农村的感情。 这种情绪是他们完成“中国农民调查”的内在精神力量。

1993年春节过后没几天，陈桂棣第一次带新婚妻子春桃回怀远老家拜访朋友，淮北平原的小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关”，很多农户也放春节爆竹。 一位亲戚告诉陈桂棣夫妇，村里有一所房子，全家的过年费竟然只有5元，但这5元还是每年30早上卖板车蔬菜来的。

后在安徽淮北某县农村采访时，有一位农民手指向他们算账。 除种子、化肥、灌溉、机种收入和各种税费外，小麦亩产达不到900斤，这一年即使干旱，也不包括农民四季在田间耕作的价格。 但是在淮北平原农村，小麦亩产达到800斤已经是奇迹了，达到900斤几乎是幻想，普遍亩产在600斤左右。 因此，要补贴多个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耕作所需的名目繁多的税收。

这些事件极大地刺激了陈桂棣，用他自己的话说:“困扰像我们这样常年生活在城市的人的问题凸显出来:今天中国的巨大变化，从20多年前开始就被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所掩盖。 既然亿万农民引领着中国改革的风气，现在怎么会出现这么艰难的状况呢？ ”。

2000年2月，春桃在家乡江西省萍乡医院分娩时，隔壁产房发生惨剧。 一名农村妇女“前置胎盘”未及时救治，被送往医院时死亡。 春桃后来得知，这位女性三天前在这家医院被诊断为“前置胎盘”，据说死亡率非常高，但医院要求支付3000元的费用。 这个女人家出不了这么多钱，所以碰碰运气决定回家分娩。 孩子快出生的时候，这个产妇突然开始大出血，家里没钱，看了半天也不行，被送到医院，途中上人断气，死的时候28岁。

孩子出生前，春桃被诊断为“产妇妊高征”，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病，但从一开始住在医院就得到了很好的护理，孩子出生时也很顺利。 “如果自己没有进城，那个女人的遭遇，可能就是自己的下场。”这件事促使她在孩子不到7个月的时候，毅然抛下孩子，和丈夫一起进入农村采访。

1994年，陈桂棣和春桃去临泉县写《一起诈骗的背后》。 当时一起去的是安徽法制报的记者，晚上住酒店的时候，有几个问的农民提交了资料反映问题，但是被县干部阻止，没能见到记者。 幸运的是，之后这些农民还是把材料交给了陈桂棣手里。 这就是《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中的“白庙事”。

这一经历给陈桂棣和春桃带来了更大的刺激:农民心中有很多痛苦，但缺乏倾诉的渠道。 “我们今天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对基层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做得最彻底的事。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应该经常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 ”

人生的冒险

2000年3月2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陈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出生了，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当天，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这一天，湖北省监利县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发出了后来震惊全国的信。 信中写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一天，陈桂棣和春桃做出了重要决定:三年来，对中国农民进行了调查。

2000年10月1日，陈桂棣和春桃把不到7个月的孩子托付给奶奶，从合肥飞往陈桂棣最熟悉的地方，去了他的家乡安徽怀远县。 在随后的两年多里，他们走遍了安徽省50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从中央到地方拜访了许多从事“三农”研究和实践的农业、社会专家、政府官员。

采访调查过程是人生的冒险。

采访安徽省最贫困的黄山市休宁县白际乡时，发现这条路和电话都不通，崎岖的山路还在民国时期整修，有可能不小心从悬崖上滑落。 在这样的山路上，陈桂棣走了一整天，早上8点出发直到天黑才到达。 他没有时间休息，因为进行了晚间采访，第二天醒来时，无法开口，声音失语。 他是有史以来采访过这个地方的第一人。

最大的困难来自人。

《中国农民调查》中的4个反映农民负担的大事件，在当地几乎都是禁区，当地政府部门极力掩盖事实真相，干扰外来采访者的调查，当地农民也“讲述老虎的颜色变化”，因此他们的采访 特别是其中的“抗税案”，至今尚未得到处理。 当地人一提起这件事，就会担心是否会牵连到自己而回避。

有时，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材料和事实真相，陈桂棣夫妇穿着当地农民的衣服遮住别人的眼睛，装作亲戚的样子，像当时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通报真相，带领知道真相的农民到自己居住的旅行团

在采访《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的“白庙事件”时，为了不被地方政府部门注意到，陈桂棣和春桃于2002年春节前夕来到了临泉县。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官员都在准备新年，无暇顾及他。 但是，当他们在白庙镇的王营村采访时，突然发现一点村民被人盯上了，几个农民急忙把他们送到了离开两人的河南边境。 晚上，两人又接了几位农民代表到他们住宿的临泉县招待所，晚上结束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采访。

为了安全，他们有时必须邀请一部分农民代表到家里详细谈谈，但农民的旅费、伙食费等费用，都必须给予“报销”。

唯一让他们难过的是，只要有一点点农民的绝望和麻木，这些人经常会问:“你们文人，知道了还能处理什么问题吗？ ”。

完全个性化的“项目”

2000年，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农村税费改革与“大包干”一样，将在安徽省再次开展试点工作。 作为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认为他们有义务写这个。 他们热情深入地调查，决定用自己的笔讴歌安徽人在改革大潮中为天下先行的精神和气概。

税费改革一年后，也就是他们的这项调查开始不久，他们发现减轻农民负担的试点效果不明显，改革面临很大困难，衍生出义务教育危机、乡村两级机构财政危机等新问题

陈桂棣和春桃陷入苦闷，最后他们选择了“真相”。 因此，他们害怕申请选题、申请资金支持，也害怕透露作品的真实副本。 这是一个完全个性化的“项目”。

2002年春天，也就是他们完成初稿不久，安徽决定拿出数百万元的重奖文艺作品。 一是撰写反映安徽税费改革成果的长篇报告文学，如果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获得10万元的奖金，对外公开“招标”。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陈桂棣和春桃收录了反映安徽税费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但认为这10万元不是陈桂棣夫妇。 在省委推进部召开的发布会上，陈桂棣的第一次发言也准备好了，希望他们能接受投标，但陈桂棣夫妇婉言拒绝了。 省里又组织了第二次执行会议，但是他们还没有被投标。

陈桂棣说，这10万元不是不要，而是不要。 这个报告文学，不仅写了成绩，还写了困难和问题。 其中很多是体制原因，也有不少是政府失误造成的。 如果拿这10万元，作品必须在安徽层层审查，最终可能夭折。

《中国农民调查》也是一个个性化项目，采访中花费的约3万元的费用，几乎都是陈桂棣夫妇自己掏的钱包。 陈桂棣在北京采访专家、学者和农业部门官员时表示，在酒店住了近一个月，所带的钱都花光了，但还有多项采访任务没有完成。 在这个关键时刻，春桃接到家里的电话，说他获得了五年一次的“人民文学奖”，奖金1万元，在北京获奖。

“这样只帮助了我一次。 ”。 陈桂棣说。 / br/]
《南方周末》年末特辑

《致敬！ 2003年中国媒体》

有以下副本

。 特别是《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现代》杂志2003年第6期

，可能就是这次会议。 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到安徽农村旅行。 3年后，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现代》上发行。 在他们的调查中，全景式记录了哪些“无法想象的贫困、无法想象的罪孽、无法想象的痛苦、无法想象的无奈、无法想象的抗争、无法想象的沉默、无法想象的感动和无法想象的悲壮”。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的共识，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几乎家喻户晓的情况下，文案没有回避安徽一些高官在农村问题上的功过得失，而是

中国的进步，决不会发生在沙龙身上。 陈棣、春桃两人身上散发着极其珍贵的气质:老实说，好几次。 人文关怀，对底层人民真诚的爱，以及时代知识分子罕见的实践精神。 他们独创性的工作，令人钦佩。 / BR// BR /

震撼

——陈桂棣、春桃是指

这些年来致力于文学写作，我们经常深入各地农村，结交许多农民朋友，了解他们农村的事情 我们发现，原本给我们留下印象的乡村风俗画，是遥远而梦幻的田园牧歌，或者是习惯了城市浮躁生活的都市人对乡村的向往。 现实中的农村不是这样，或者在农民眼里农村不是这样，他们没有这种悠闲的心情，他们很累，很重。

因此，让像我们这样常年住在城市的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今天中国的巨大变化，由于20多年前开始的举世瞩目的巨大变革，亿万农民既然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现在又处于何等艰难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对基层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最彻底的。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必须经常与现实生活对话。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 为此，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走遍了安徽省50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尽可能多地访问了从事从中央到地方“三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艰苦调查。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同时在农村度过了无暇的童年。 今天，我们在陌生的田野里奔跑，似乎还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流泪。 这种自然和血肉般的亲情，我们进城后再也没有感受过。

但是，当我们拿出今天作家所没有的热情和冷静，接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隐痛。

我们也一样，问题严重到让我们多次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的严重和敏感的课题，你不认为作家能胜任吗？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下了好几次。 因为我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不是生活的苍白记忆，而是要和网民们一起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因为中国的明天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努力。

集合中的“红色头文件”

三个

陈棣和春桃家珍藏了三部

红头文件]。 珍藏的意义在于，这三个“红头文件”与陈桂棣的三部报告文学正好一一对应。

第一部作品是安徽合肥市政府鼓励陈桂棣一套住宅的“红头文件”，陈桂棣因为这成为全国作家中政府奖励住宅的第一人，而且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外发表， 奖励的原因是，陈桂棣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淮河警告》1996年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后，在中国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出生在淮河岸边的陈桂棣，从小就目睹了淮河水质变好的过程。 1995年，担心淮河水质的陈桂棣108日避开淮河沿线48个城市到访，深入调查淮河流域触目惊心的污染状况。 在《淮河预警》中，他首次公开了不为人知的污染案例和污染数字，详细阐述了污染的原因、污染程度、40年来的污染防治区、根治污染的方法和对策。

《南方周末》1996年7月26日，陈桂棣被评为“本周人物”，“淮河预警”被国民上了深刻的环境保护课。 认为是“中国最初的‘公害文学’”。 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将这份报告文学描述为“全面治理全国江河湖泊吹响前奏，为治理淮河提供了依据”。 《淮河警告》，因其获得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翻译为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

第二个《红头文件》是安徽蚌埠市委1994年印发的3号文件——《关于〈悲剧的诞生〉对蚌埠市产生不良影响的报告》。

《悲剧的诞生》是陈桂棣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的第一部作品。 文案在1993年发表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长期被严密封锁的安徽省知名劳动模范高永喜冤狱中得不到昭雪的真相，点名批评安徽省蚌埠市当时在职主要干部100多人。 这个文一很快就在蚌埠、安徽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和安徽等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给当时的蚌埠市委、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消除

的影响，蚌埠市委发表了上述“红色头文件”。 但是不久，当时的蚌埠市委改组了，市委书记也离开了。

第三个“红头文件”是安徽临泉县委1995年的第21号文件——“关于‘一起诈骗背后’的严重虚假情况报告”。 陈棣5万字的报告文学《一起诈骗的背后》涉及安徽省检察长刘某，本文指名批评了他。

陈桂棣当时在采录这个案件时，得到了临泉县委、检察院等多个部门的同意，稿子上盖着县委等多个部门的印章，被允许发布新闻。 但是，该县县委随后突然改口，发表了这个“红头文件”，将陈桂棣和刊登此文的《安徽法制报》告上了法庭。 随后，在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原告突然撤诉。

文中涉及的安徽省检察长刘某于1996年被中纪委取消党内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