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自荐社会学会会长引出的问题”

本篇文章1243字，读完约3分钟

昨天( 5月3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从北京大学退休的社会学家郑也夫一个多月前提交了推荐即将更换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自我推荐书。 郑也夫在自我推荐书上向中国社会学界提出建议:规范和完全社会学会会长等职位的选举制度，在社会学年会上缩短或取消导师致辞，“使优秀作品的作者成为年会上最风光的人”……然而，“自我推荐书”即使发出一个月，

在上述新闻中，居然“意外”地形容郑也夫的自荐信反响，显然对目前学术界的现状和形成其现状的客观存在有不少违和感。 当然，无论怎么说，郑也夫的这本自我推荐书都没有得到同事的一点反应，这种失望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郑也夫的自我推荐书上应该有郑也夫本人和整个社会学界乃至学术界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媒体所谓的“郑也夫的选举很可能会成为‘堂吉诃德式’的徒劳努力”的说法出处。

在这里扯掉郑也夫的选举是“堂吉诃德式”的徒劳努力吗？ 这本身也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徒劳努力。 但是郑也夫从推荐书上提出的问题，是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无法避免的，实际上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社会学界和学术界整体的学术道德、学术标准、学术规范、学术能力、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建设的学术资源分配问题。 其中的问题保存了很久，有些已经成为学术造假、学术诈骗、学术堕落和学术活动腐败的滥觞之地，学术造假屡屡被打败，学术诈骗不断被逮捕，学术腐败成为难以从整体中清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学术资源在空之前很丰富，由于缺钱而无法开展学术研究，可以说学术空小白现象越来越少。 但是，根据空前丰富的学术资源背景、应对，相当多的学术成果还不尽如人意，创新性学术成果仍然不足、匮乏、稀缺，创新型学术人才仍难以大量涌现。 以社会学为例，在中国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中，没有产生“居然”比肩过去的江村调查那样的社会学着作，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学界的遗憾和整个学术界的遗憾。

当然，这种遗憾不会以郑也夫能否成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为条件而存在或消失，也不会因郑也夫提出想成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自我推荐书而改变。 但是，郑也夫的自我推荐书也不是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抛出的白手套，至少把涉及整个社会学界和学术界的学术本身的问题放在照明之下，处理这些问题就成了问题，让“堂吉诃德式”的无谓努力“有了意义。

其实，不仅是郑也夫，无论是学术界——社会科学界还是自然科学界，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学术界的学术道德、标准、规范、能力、成果、评价，以及应据此决定的学术资源分配问题。 学术的不能回归学术，行政的也难以回归行政。 行政学术不分，既有行政学术“通吃”的问题，也容易滋生行政和学术的“跨界腐败”。 学术规范、标准和分配学术资源的权力政权合一后，必然会出现学术道德、能力和成果评价与分配学术资源的“需求”高度一致的现象。

学术组织本应是专业研究者制定学术标准、规范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成为评价学者道德、能力、水平的场所。 郑也夫的自荐书，其本意就在这里。

(责任:李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