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GFP比GDP更能定义“终端” 对经济更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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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dp是真正的“最终产品”吗？

作为经济活动的总量指标，国民生产附加值gdp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引起了许多争论。 人类对自身经济活动形成的整体结果的认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gdp指标的出现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站在gdp构筑的高台上，人们可以看到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和基本结构，进而在宏观层面上了解和解体经济运行和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国家普遍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取代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总产值统计体系。 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总量指标登上大厅，成为各级政府实现快速发展的主要指标。 中国市场经济竞争的特定形式是地方竞争，有一级政府，是竞争主体。 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城镇、村与村之间，都在通过改善当地不可移动资源的配置，展开越来越多的争夺可移动资源的竞争。 由于竞争的标准是gdp，因此被称为gdp锦标赛。

竞争促进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副产品。 因此，对gdp的批评增加，也有将急速发展的问题归咎于gdp指标本身的批评。 诚然，gdp指标本身并不完美。 例如，不能包括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外部性，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总量指标往往掩盖了结构问题等。 国内外一直在努力改进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从包括环境因素“绿色gdp”开始，到近年来一直将研究开发费用计入gdp统计范围。 但是，人们要有效地进行这些改进，找出完美无缺的指标，从而处理快速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仍然不现实、不合理。

其实，不难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指标背后的“体制结构”。 如果设定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快速发展目标，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互补指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改进干部和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进一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逻辑上成为后续改革的重要议题。

这里我们对gdp的批判性讨论来自另一个立场。 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gdp被视为“最终产品”，在真正的经济社会运行中，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从总诉和支出法的角度看，gdp由支出、投资、净出口构成。 为了衡量一段时间内全社会的新价值，gdp一般是季度、年份等较长的计算。 但是，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就会发现真正与顾客有直接关系，“费钱”的，只有gdp的一部分产品。 其他产品，如机械设备、厂房等，都回到了生产过程中。 因此，统计时间内的最终产品与“自然过程”的最终产品不同。

另一个问题是，构成投资项的产品都是相同的属性和用途吗？ 显然，投资项目下所列的住宅、基础设施等与机械设备有显着不同。

住宅之所以被列为投资的首要理由，是因为住宅具有资本属性，可以通过租赁、销售等行为获得资本收益。 但是，住宅的主要属性和基本属性是满足人们居住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与汽车和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没有实质区别。 一个人买房子作为投资，最终必须以他人居住为条件。 如果不这样做，他的投资收益就无法实现。 也就是说，住宅的投资属性以费用品属性为基础或为前提。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的深化，大量的支出品被赋予了某种金融属性，例如汽车、冰箱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这些支出品被纳入了金融产品的利润流向中，也有投资利润的特点。 关于住宅，实际上多用于让所有者自住，而不是作为投资品。

基础设施的属性也有同样的混乱。 公园、剧场、图书馆、城市广场、高速公路等，都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结构的升级，特别是服务性支出的增加密切相关。 它们一般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成本功能。 住在繁华城市的居民可以在公园观光、在广场跳舞、在剧场欣赏歌剧、走高速公路或旅行。 如果这样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的支出水平必然会下降。 城乡居民支出水平的差异与是否拥有这样的基础设施有很大关系。 当然，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部分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但随着快速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大，其中直接服务于居民支出过程的非生产性部分比重呈上升趋势。 在实际方案中，基础设施生产力和非生产力功能经常混合在一起。 例如，道路上有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很难将其明确区分出来。

以住宅、基础设施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支出属性矛盾，也违背了人们的日常经验。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将其视为相距甚远也无关，则容易引起国民经济全球结构和运行状况的不准确乃至错误评价。 我们后面必须深入分解。

二、终端产品( gfp )定义: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

为了解决上述缺陷，gdp提出了“终端产品( gfp )”的概念，定义为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

根据这个定义，费用和投资中的住宅、基础设施(大致相当于以往“非生产性投资”涵盖的范围)可以计入gfp，投资中的机械设备、厂房等相当于以往“生产性投资”涵盖的范围，是分离的。 就像这样

gdp=gfp+pi+nex或者

gfp=gdp- pi- nex

式中，gfp为终端产品，pi为生产性投资，nex为净出口；

很明显，gfp体现了生产活动的目的，在所有经济生活中都具有源头性质。 在目前的统计系统中，pi也被视为“最终产品”，但将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 本质上是中间投入品，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会慢慢“折旧”到新产品中。 现在统计系统中的“最终产品”，是为了衡量一段时间内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并不意味着要进入最终用途，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定义的gfp才是“自然过程”的最终产品。

其次是与客户的“亲近性”，其构成直接反映了成本结构及其升级过程。 从统计角度看，gfp包括居民支出、政府支出和非生产性投资，包括食品、服装、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和服务、住房服务、金融媒体服务和保险服务、集体福利服务和其他商品和服务 政府费用包括安全和国防、维护法律和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研究和开发、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卫生保健、社会保险和福利等。 非生产性投资包括住宅、非公司用的其他建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等。

gfp和网络出口nex的关系也很有意思。 如果存在正的nex，它将显示为外汇储备，在将来的某个时间点进口产品，并反映在当时的gfp上。 如果有负的nex，也就是净进口，分配给gfp的部分不会减去，只有与gdp进行比较，净进口分配给pi和出口产品的部分才会减去。 在这里，gfp除了当期新增价值外，还“借用”了一部分外部价值。 例如，有一次，我们采用多余的外汇或借用外债，进口价值超过本期出口的海外消费品。 此时，gfp的价值超过了gdp计算所需的费用和非生产性投资的价值。

三、从gfp了解社会的发生过程

在整个国民经济进程中，gfp是出发点和最初的动力。 gfp各组成部分的变动，带动长度不同的投入产出链的变动。 想象一下纵横交错的投入产出体系结构。 所有产品的直接消费和完全消费最终要追溯到某种终端产品上。 反过来看，gfp推动巨大的投入生产互联网，扮演着越来越多复杂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格局。

gfp的组成部分由于产品本身的属性、多样性、复杂性和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同，带动的投入产出链的长度和附加值度也有明显不同。 服装生产如果采用带动织布、纺织、棉花生产的中高端纺织机械设备，其精度堪比汽车、飞机的零部件，不难想象其背后的供应链有多么复杂。 如果采用石化产品作为纺织原料，其生产工艺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油田。 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带动了大规模的重化工行业的兴起。 手机的普及和升级刺激了全球互联网的快速扩张和持续创新。 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推进专业化分工的深化，gfp驱动的投入产出系统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扩大。

gfp的波动形成了早期的诉求信号。 在生产能力确定的情况下，投诉变动首先会引起库存变动。 这是因为库存调整的变性和低价。 人们一旦期待变化，很快就会反映在库存的增加和减少上。 在那之后，可能是价格的变动。 这常常与人们的推论不同。 据说价格容易变化，但实际上市场交易者对价格的变动持慎重态度，价格多少有些“粘性”。 当然，价格“粘性”因产品而异。 库存和价格的变动引起产能利用率的调整，生产者根据诉求的变动增加或减少产量。 投资活动将在实际感受到或预计到即使生产能力得到完全利用也无法满足未来的诉求时开始。 投资者只能预测未来的诉求，因此面临着越来越不明确的活动。 这个领域的新闻和新闻评价能力不足。 另外，各个投资者在社会上也很难预测其他投资者进行同样的投资活动，这些原因构成了投资活动的巨大波动性。 在终端驱动的增长过程中，诉求、产量、价格、库存、产能利用率、投资等诸多指标是如何变动的，呈现出怎样的规律性，还需要深入研究。

将终端产品从目前统计系统的最终产品中分离出来，有助于理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 例如，进出口贸易的收益最终必须体现在终端产品上。 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其本身并不构成评价尺度。 如果进口没有相应增长，或者进出口以损害效率为代价，就会出现在终端产品上。 虽然生产性投资是当前统计系统中最终产品的组成部分，但生产性投资的价值还是必须通过终端产品来体现。 如果生产性投资和终端产品的诉求不一致，则可能会产生终端产品的增长效率下降(生产性投资不足)，或者生产性投资的生产性过剩(生产性投资过多)等问题。 在终端产品主导的增长体系中，进出口和生产性投资的意义都是工具性的，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由终端产品来说明。

这样可以看出，体现了gfp的罕见属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目的。 通俗地说，gfp经过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体现了“最终遗留的东西”。 这种分解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也适用于一个省、市、县，甚至更小的行政区划范围。 增长业绩集中体现在终端产品规模、质量、增长速度上的经济阻滞或经济体系。 纵观经济增长历史，成功、不太成功或失败的经济阻滞，终端产品是新闻量的一大注意指标。 苏东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过高的重工业比例严重挤压终端产品，经济经历高速增长后，不得不停止或崩溃。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由于出口受到限制，无法分享规模利润，最终产品的增长速度受到限制。 哪些成功的先行经济阻滞和后发追赶型经济阻滞表明了终端产品持续、有时甚至发展得相当快。 中国过去的30多个增长实绩，提供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功案例。

四、几个重要的结构关系

gfp主导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构关系，对增长过程和结果有重要影响。

第一是本地招聘和本地生产。

本地采用gfp，本地生产gfp+exp-inp。 进出口不平衡后，当地生产将大于或小于当地招聘。 这里需要考虑的结构关系之一是exp/gfp。 例如，如果出口急速增加，这种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会对gfp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出口增长意味着当地生产产品市场范围的扩大，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利益。 例如，主要内销的公司进入国际市场，销售额扩大，单位产品价格下降。 不仅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信贷不足、物流不便等原因，一些公司更愿意选择外销，借用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来降低交易价格。

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常被误解和低估。 根据gdp计算，只有净出口额为正，大于上一年度的值时，才能对当年的gdp增长做出正的贡献。 这个金额不大，只在一部分年份出现。 如果从足够长的时期开始注意，进出口会趋于平衡。 光是这一立场，进出口的意义就被低估了。 考虑到进出口差额为零的状态，无论是不发生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是进出口额较大的情况都会出现。 对于这两种情况，一国的经济增长状态会是一样的吗？ 很明显，这是闭关锁国和对外开放乃至深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可以促进货物贸易，还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再加上资本、技术、知识和新闻、人员乃至制度、组织、机制等要素的内外交流，使一个国家共享更大范围的市场规模经济，更广泛地布局生产要素， 换个角度来说，这是更小范围的市场经济和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的区别。 大而封闭的经济板块小而开放地共享世界市场经济体的事例屡见不鲜。 由此得出的假设分解是，在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各自为独立的经济区块，未充分开放或未充分开放的情况下，其竞争特征将明显弱于现实中中国作为统一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竞争特征。

exp/gfp系数衡量经济区块的开放水平。 高exp/gfp意味着越来越多地从对外开放中受益。 当然，开放的机制是正常的，而不是扭曲的。 对当期经济增长来说，高exp/gfp意味着出口可以拉动越来越多的投资。 出口是影响生产性投资ip的重要变量，这些在增长分解中容易被忽视。 出口波动、增长速度快、负增长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但其对国民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并未深入解释。 如果说净出口弱到可以为gdp增长做出贡献，那么出口规模对当期投资的影响至关重要。 投资发生重大波动时，往往可以从出口中找出原因。 出口对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exp+gfp是一个更实用的指标，表现为即期的总诉求。 从长远来看，出口将获得外汇收入，以外汇收入发生进口，从而影响gfp。 但在短期内，exp与gfp之和构成了即期直接的总诉求。 从我们定义gfp的角度来看，exp和gfp有两个相同的特征。 一是“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二是国内经济进程具有“起步”的性质，一旦它们发生变化，整个投入产出链的顺序就会发生变化。 因此，exp+gfp指标具有良好的预见性意义，通过与社会生产总值的内在联系，有望提高经济预测的质量。

第二，生产性投资和终端诉求。 我们把生产性投资ip从以前流传下来的会计系统投资中分离出来，首要依据是它具有“被动”性，是gfp决定的。 一个gfp产品的生产需要多少ip，在技术和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比例关系是稳定的。 在投入产出系统中，这种比例关系具体表现为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 ip/gfp是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结构关系之一，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高ip/gfp值反映了高技术进步度。 人类技术和生产方法的进步，集中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增加。 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被“物化”为机械设备、工艺流程等生产性投资品。 的高技术含量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长的产业链。 但是，产业链的分布既与技术含量有关，也与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有关。 专业化分工部分出现在公司内部，部分出现在公司之间，这成为公司与市场边界划分的核心问题。 容易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同一产业，如果技术含量高、生产性投资量大、市场化程度高，则投入生产链可能会变长。 在不同的领域，如果“天然”的技术含量不同，如煤炭开采、手机制造等，产业链会有更显著的不同。

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自循环、自强化”的趋势，这在重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尤为明显。 建设高速公路需要钢材，由于现有生产能力不足，需要新建钢厂，钢厂本身也需要钢材，对钢材的总诉求越来越高。 宏观分解中的“加速原理”就是基于此。 “加速原理”开始起作用后，生产性投资有可能进入膨胀轨道。 产业链长了，分工环节多了，不明确性就会相应增加。 前一个环节的生产者很容易看到直接相关的后一个环节的变动，后一个越来越多的环节的变动很难把握。 另一方面，如果加上生产者的“期待”，特别是“期待”的“动物精神”，则会放大原有的模糊性。 部分环节的生产性投资将成为与“起步”的gfp严重背离的情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性投资难得的优势。 首先，它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包括技术进步、生产力变革，是经济增长中最能动的因素之一。 另外，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成长中的起落大多是由于生产性投资的变动。

生产性投资的这些特点给现代经济的增长过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国的高增长一般伴随着高生产率投资，投资的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与技术相关的高生产率。 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起伏，无论是异军突起的高增长，还是增长的衰退乃至危机，都不能不从生产性投资的变动中寻求解释。

但是，无论生产性投资如何起伏，它终究会决定。 gfp仍然是明确生产力投资为何增加、是否合适的重要变量。

第三，终端产品中的公共产品和个人产品。 gfp产品可以排出逐渐变长的序列。 作为产品的属性和提供者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经济快速发展低的水平时民间产品占衣食住等较大的份额，首先被用于满足低水平的诉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产品的份额上升了。 公共产品包括国防、法律制度等纯公共产品，多为公园、剧场、城市广场等准公共产品。 以高速公路和城市上下供水系统等“硬件”的形式出现，或者以社会保障系统等“软件”的形式出现。

民间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结构关系异常多，几乎等同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关联性有多种形态。 一种形式是政府建设城市广场、公园供市民采用等，政府直接向顾客提供公共产品。 另一种形式是公共产品为民用产品的生产提供便利或互补，如政府建设铁路，周边地区公司的运输条件得到改善，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 当然，公司规模的扩大、运输量的增加，也有利于铁路的运营。 此外，政府还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有助于有序市场竞争，增强活力，增加民间产品生产。

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结构关系“适合度”的表示是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 如果价格正常发挥作用，就会正确显示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 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非常有限，因此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完全决定价格的公共产品。 通常，公共产品的价格是政府制定的，在反映供需情况方面存在偏差和延迟。 例如，只有在公交车辆供应不足和票价偏低并存，政府难以长时间提供补贴后，才会上调票价。 对于许多“软件”类公共产品，如公共汽车秩序法规，不能直接用价格表现供应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反映排队、拥挤、不满等“不足”状况的指标具有表示意义，这些指标最初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描述计划经济时使用的。 公交车站排起了长队，公园里挤满了人，由于“就诊难”“上学难”而疲惫不堪等，显示出相关公共物品的不足。 当然，公共产品也会过剩。 例如，一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建成后，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很少，即使当地经济取得较大的快速发展，情况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样，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数量将成为供应过剩的标志。

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直接反映了作为其提供者的政府的能力状况。 供给充裕似乎表明了“有为政府”和“强政府”的存在，但现实并不简单。 公共产品可以以行政垄断的方式提供，也可以以从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价格差异很大。 一些公共产品如果被追求为单纯的业绩，就有可能被过剩生产。 在同样的情景下，公共产品的生产会对民营产品的生产产生不合理的“挤出效应”。 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不尊重市场力量的经济中，公共产品清单上列出的很多物品，如机械设备、飞机大炮等，可能为了为其他特定的目标服务而被大量生产。

要回到我们关注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关系上，彼此的共识关系应该成为进一步讨论的重要议题。 理想的情况是，通过使用相同数量的公共产品来生产尽可能多的个人产品，从而保持公共产品提供的足够效率。 其中，私人产品是公共产品的函数。 民间产品主要由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依赖政府。 世界上可以有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等几乎不存在市场的政府，但不存在不依赖政府的市场，在所谓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也有“守夜人”政府。 要说市场有问题，其实政府有问题。 在正确判别政府的作用方面，似乎缺乏符合逻辑和现实的比较有效的分解判断工具。

五、说明经济增长的含义

本文讨论的gfp拆解框架遵循现代经济的“自然”进程，强调终端产品的“起步”性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关联。 不仅如此，该框架还为解释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在前面提到的三个群体的结构关系中，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动力。 高对外开放度、高生产性投资比重、适宜的公共产品和民间产品结构，可以支持增长速度的提高。 这些条件和其他相关条件很可能为可持续高速增长提供比较有效的解释。 另外，可以看出这些条件也是相互依存的。 高对外出口比重是拉动更多生产性投资的gfp中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是拉动生产性投资的第一力量。

进一步展开来看，工业革命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是新技术的产生或引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组织、新市场、新制度等，也就是熊彼特式的创新，极大地、持续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广泛使用的索洛模型，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资本两个因素及其生产力共同决定的。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以简洁的形式概括许多复杂的增长动力，但相应地，在特定的国家和增长阶段，很难确定这些因素是否是直接影响增长动力的变化。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并明确定义形成过程式经济增长分解结构，直接影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变量，就能对特定国家和增长阶段的增长动力变化说明理论和政策的意义。

具体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变量除了上述三组结构关系外，还有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抚养比、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收入分配差距、技术提升能力，更重要的是拓展技术前沿的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 这些变量合作，推动了要素的增长及其生产力的提高。 例如，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区块来说，新技术的引进首先依赖于对外开放，通过开放采用新技术形成现代部门。 农业人口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扩大了新技术的采用范围。 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机械设备本身是可编码技术的结晶，这种投资的增加意味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进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增加，进入构成技术进步重要来源和激励因素的快速发展阶段后，技术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原始创新的比例增加，经济区块就会进入创新驱动状态

但是，现实中这些变量协作的条件并不容易满足，更不用说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段调整这些变量了。 这可能就是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人非常多，越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的人很少的原因。 有些经济区块只能满足个别条件，经济难以攀登高速轨道有些经济区块一度满足很多条件，但在变量变化不能满足新条件的情况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后，在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几十个经济区块中，只有13个经济区块进入了高收入社会的行列。 这很可能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满足许多相关条件有关。 即使是这13个经济区块，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1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也出现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这种转变也与维持高增长的一系列相关条件的变化有关。 在所有这些增长条件变化的背后，有制度、机制、政策甚至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这些议题今后有必要深入探讨。

(作者是中国改革快速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马常艳)